BAT的“精準扶貧”真的精準嗎？

在“5年內讓7000萬人脫貧”的歷史目標下，騰訊、阿里、百度、京東紛紛走上了“精準扶貧”之路，甚至很多房地產公司也加入其中。但是，怎樣的扶貧才是精準且有效呢?

“精準扶貧”都做了什么?

前有萬達選點貴州黔東南州丹寨縣整體幫扶，恒大斥資110億元以產業扶貧等六大措施整體幫扶大方縣18萬貧困人口，后有阿里巴巴啟動扶貧基金，5年內投入100億元探索“互聯網+扶貧”新模式，開設了淘寶大學和國家工商總局開開辦的精準扶貧“縣長班”。

甚至在扶貧的道路上，阿里和京東還不忘互懟一番。

去年的5月份時候，劉強東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了一篇圖文，展示了京東最新的扶貧項目——京東“跑步雞”。根據劉強東介紹，京東金融每年都會向國家貧困戶提供貸款，每戶發一百個雞苗，這些雞苗必須放養，帶上雞腳環進行記步，跑到一百萬步以上，京東將以當地市場價三倍回購。

而今年，阿里巴巴合伙人、淘寶大學校長王帥在談及阿里的扶貧理念時表示：扶貧不只是簡單的發幾只雞，捐一點錢那么簡單，而是我們要根據如何創造人才，如何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從民眾內部帶領人民脫貧，長遠的幫助貧困地區成長。王帥稱“扶貧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任務，而是一個事業”。

不論是哪一種扶貧路徑，都可以看得出，很多大公司已經在嘗試將傳統的企業社會責任項目升級，成為可持續發展和共享價值戰略，在實現經濟回報的同時改善低收入貧困群體的生活質量。

然而，從很多國外公司的經驗來看，這類項目初衷很好，但效果有限，很多時候無法給貧困地區和人民帶來根本性的轉變。比如，農業技術供應商先正達的Good Growth Plan項目，讓印度尼西亞和尼加拉瓜小規模種植者的農產品產量翻了一倍，但兩個國家各自只有一小部分貧困農戶獲益，公司銷售額也幾乎沒有得到提升，收效甚微。

在幫助困難地區脫貧方面，人們常常存在一個思維誤區，會片面地認為貧困就是收入低，因此解決貧困問題就是想方設法去提高收入，這樣一來，反而會使扶貧工作南轅北轍。

阿馬蒂亞·森的貧困理論突破了這一傳統思維，他認為收入的問題只是貧困的一個表面癥狀，貧困深層的癥結在于能力剝奪和社會排斥。所以，在解決貧困問題和改善貧困人口狀況時，最主要的在于提高其個人能力，給予其更多自由以及權利、消除一切社會排斥，這不單純是投入資金、提高勞動力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此外，以劉易斯為代表的研究者認為貧困的根源是存在著的“貧困亞文化”，即長期生活在貧困之中的窮人，時間久了便會形成一種固定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觀念，換言之，會慢慢適應貧困，并代代相互影響、相互傳遞。而這種“貧困亞文化”一旦形成，人們就會甘于貧困，對任何改善生活獲得收入的方式都欠缺興趣，所以如果某一地區存在“貧困亞文化”，實施任何扶貧政策都無濟于事，只有消滅根植于思想的懶惰、不思進取才能幫助窮人走出貧困境地，避免貧困的代代相傳。

因此，包容性發展戰略應用而生。亞行將包容性發展界定為能創造經濟增長的機會，同時社會所有成員能夠參與到這些機會中并從中獲益。

此外，世界銀行增長和發展委員會認為，“包容”是一個強調在市場準入、資源、對企業和個人公正的市場監管環境等條件下團體或者個人能夠獲得機會平等的理念。包容性發展有著四個層面的基本要義：經濟增長、權利獲得、機會平等、福利普惠。

包容性發展理念為扶貧政策的優化和調整提供了新的指導方向，以利于更好地解決農村貧困問題。包容性發展作為一種較為新穎的理念，其形成是人們對貧困認識深化的必然結果，它要求我們解決貧困問題不能僅單單關注收入貧困，更應該注重貧困的根源，強調要掃除貧困者權利的貧困和所遭遇的社會排斥，實現機會平等，使貧困人口能夠公平參與到經濟增長的過程，為之做出貢獻、并分享其成果。

怎樣扶貧才能更精準?

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羅伯特·卡普蘭撰文稱：如果想幫助貧困家庭和失業的城市年輕人進入主流經濟體，企業及其他各方不能只著眼于當地問題，而是要重新定義區域經濟生態系統，通過三大原則，更好地實現包容性戰略的有效落實。這三大原則是：公司應當尋找全局性跨行業的機會，調動互補的合作伙伴，并尋找項目啟動和擴大規模所需的資金支持。

第一，尋找全局性、多行業的機會企業。應對社會經濟的傳統方式是，投資給基礎設施、減少廢物、保護環境以及本地培訓及醫療項目等具體的方面。此類投資和項目仍然大部分處于公司的直接管控下，其動機大半在于證明公司為本地的環境和社會做出了貢獻。

可是，這類項目往往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無法徹底改變當地社區的社會經濟條件。因此，首要原則就是，企業應當尋找既能為本公司產生經濟效益，又能為新生態系統中其他各方創造社會經濟價值的項目。這樣的項目需要來自多個利益相關者的多樣化投資，并且可以擴大規模，惠及其他社區和地區。這類項目的目標并不是改進現有系統，而是釋放出市場的力量，建立可以經濟自立、有機生長的新生態系統。

第二，調動互補的合作伙伴。

公司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建立全新的生態系統,而是需要與具有催化劑作用的組織合作，與多個行業建立合作關系，共同制定戰略，創造經濟和社會價值。

理想狀態下，催化劑組織應當對當地情況有深入的了解，具備在當地建立新生態系統所需的專業技能，如高水平的產品或人才供應鏈。

第三，尋找啟動及擴大規模所需的資金。

企業投資青睞的是安全穩妥、能夠快速回本的項目，而生態系統轉型項目則是要破壞現有平衡，在遠離公司總部的地方建立跨行業的新型關系。現有的組織架構、激勵措施和企業文化會令顛覆性創新面臨重重阻礙，當企業想要推行旨在建立新型包容性商業模式以及相應的生態系統項目時，這種種阻力會格外巨大。

因此，企業可以適時引入NGO、項目管理公司或咨詢公司等，也不必是資金的主要來源，但是要積極配合NGO等機構的工作，保證新生態系統中流通的產品和服務總量達到最低標準。

包容性增長戰略如今得到國內外眾多企業的關注，使得企業在扶貧工作中不但注重金錢的投入，而且更注重為對象創造平等、共贏的機會。如今，用包容性增長戰略指導企業的扶貧工作，已經不是一項給企業錦上添花的事情，而將是企業競爭力的一部分，中國的脫貧工作成效卓越但仍然任重道遠，還需要像阿里、京東這樣的企業積極投身進來，并且在模式創新方面作出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