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演愈烈的電商“二選一”現象
如何規制，
電商平臺自治的邊界如何界定，
網絡黑灰產如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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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在杭州召開的首屆互聯網法治論壇上，互聯網領域的多個熱門話題成為百余位法學專家、學者、產業界代表的研討對象。
互聯網法治論壇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法學會支持,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中國法學會網絡與信息法學研究會主辦。
會上，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李少平表示，當前網絡社會面臨意識形態沖突、個人隱私受侵犯、知識產權受威脅、網絡攻擊和恐怖主義等問題，這也對全球互聯網治理提出新要求。
在網絡社會治理法治化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周漢華提出，法律要適時變革，網絡法治應該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惡性循環，以“強度”、“灰度”和“維度”保障網絡法治。
周漢華解釋，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網絡法治首先要有“強度”、有權威。同時法治也要有“灰度”，即網絡法治應當適應互聯網技術發展，表現出柔性的一面。而“維度”則是“強度”與“灰度”結合的必由之路。
規制“二選一”不能“再等等”
從今年618格蘭仕喊話天貓開始，互聯網行業的“二選一”現象就被不斷爆出。在論壇上，多位法學專家就如何規制“二選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浙江理工大學法政學院院長、王健教授表示，目前限定交易(即“二選一”)問題尤為突出，并且具有常態化、復雜化和強制性等特點。平臺經濟中的限定交易現狀令人擔憂，它往往具有單方強制、市場封鎖等特點，有悖于自由公平競爭的市場準則，有悖于互聯網的開放、包容、創新的環境。
“平臺競爭綜合化會導致限制競爭問題，適度的反壟斷法干預是必要的。”王健表示，競爭法適用應提速，而其中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適用相對比較簡單，其次是電子商務法，而反壟斷法的適用門檻最高。
王健表示，目前，我國已經出現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2條和省級反不正當競爭條例調查處理的限定交易案件，但其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電子商務法的適用亟需跟進，其中第22條和第35條的適用要激活;而反壟斷法的適用則令人期待，適當的時候應發揮其破局的作用。
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前成員、深圳大學特聘教授王曉曄表示，“二選一”是強制交易，目的是排除競爭對手，這與反壟斷法有較大的相關性。但競爭法學界有少數專家認為，考慮到界定市場和認定市場支配地位的專業問題，適用反壟斷法有難度，因此建議“再等一等，看一看”、“讓子彈飛再飛一會”。
“考慮到‘二選一’的負面影響，這種損害商戶、消費者和損害競爭的行為不應當繼續下去。”王曉曄說，8月8日出臺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嚴禁平臺單邊簽訂排他性服務提供合同，保障平臺經濟相關市場主體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明確了“二選一”行為的違法性。反壟斷法適用也不能再“等一等，看一看”。
王曉曄還指出，今年國家市場監督管理局發布《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暫行規定》，《暫行規定》認定互聯網等新經濟業態經營者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可以考慮相關行業競爭特點、經營模式、用戶數量、網絡效應、鎖定效應、技術特性、市場創新、掌握和處理相關數據的能力及經營者在關聯市場的市場力量等因素。該規定9月1日已正式實施，或促進反壟斷法在互聯網領域的適用。
強調平臺責任轉向側重平臺治理
在論壇上，平臺責任和平臺治理也成為專家熱議的話題。
中國法學會網絡與信息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周輝指出，平臺治理需要三位一體，包括政府治理平臺，政府與平臺合作治理，以及平臺的自我治理。在政府隔層監管難的情況下，更要發揮平臺本身的自治作用。
周輝建議，政府遵循必要性監管的原則，認識到發展平臺經濟是整個社會的共同利益，也是政府監管的出發點。政府要不斷研究平臺經濟，提高監管能力和水平，找準具體的問題。同時監管要遵循比例性原則，針對不同風險的平臺商業模式采取有針對性的具體措施，要從強調平臺責任向側重平臺治理上轉變。
如今，電子商務平臺的規模日益壯大，各種新型問題層出不窮。基于此，部分電商平臺不斷創新治理手段，如拼多多創立了消費者賠付金制度，其主要內容是：商家在線簽署協議入駐拼多多，承諾遵守各項平臺規則，對于違規商家，平臺設計了“假一賠十”“劣一賠三”“違規發貨賠付”等賠付規則。該制度得到了相關法院的肯定和支持。
“賠付金制度極大凈化了網絡交易環境，驅動商家誠信合規經營。”拼多多高級法務總監王堅在論壇上表示，裁判規則確立后，在平臺業務數據和商家數量迅猛增長的情況下，商家涉案數量呈斷崖式下降。2017年商家端案件數量占全平臺各類案件總數的49%，2018年下降至7.9%，2019年1-8月進一步降至2%。
今年6月，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主辦、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承辦的第十八期“案例大講壇”上，胡云騰大法官肯定了消費者賠付金條款,認為其在保護消費者權益、約束不誠信商家、維護網絡交易秩序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很好地平衡了互聯網企業、商家及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和權利,對于維護各方的權利平衡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上海市長寧法院章曉琴庭長指出，電商平臺要求商家作出的“假一罰十”承諾，并要求商家違反承諾需要向全體消費者承擔賠償責任，是平臺自治規則的體現，關于平臺自治邊界的判斷，可以考慮該等規則設計是側重于公共利益還是平臺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國家法官學院副院長蔣惠嶺指出，電商平臺的自治功能能夠維護電子商務主體或元素的質量，而以國家力量為后盾的法治措施是強有力的治理方式。只有兩者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同時又有機銜接，相互補充，才能保證電子商務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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