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有關負責人就定向降準答記者問時表示，自2018年7月5日起，下調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5家大型商業銀行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等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可釋放資金約5000億元，用于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項目，同時撬動相同規模的社會資金參與。
此次央行降準有一個特別之處，即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項目。這在央行貨幣政策操作史上也是比較少見的，應當是改善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特別考慮或特別設計。2018年，央行先后實施三次定向降準操作，其中，1月25日央行對普惠金融定向降準，旨在支持金融機構發展普惠金融業務，提高金融服務的覆蓋率和可得性;4月25日的定向降準，旨在釋放一定規模的資金給銀行，以償還央行的中期借貸便利(MLF)以及對沖4月中下旬企業繳稅，增加銀行體系資金的穩定性，優化流動性結構;而本次央行在實施定向降準中作出的首要安排，就是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這體現了其特別考慮或特別設計。這不僅是貨幣政策操作定向調控、精準調控的深化，而且發揮了定向降準工具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降低企業杠桿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中的重要作用，這應當是新形勢下貨幣政策操作方式方法的新探索、新進展。
央行之所以這樣做，與當前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進展緩慢及暴露出相關問題的背景有關，同時體現了央行積極參與推進該項工作的擔當作為。
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是國務院決策部署的一項重要工作。2016年10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其目標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做好“三去一降一補”工作，促進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增強經濟中長期發展韌性。該《意見》提出了降低企業杠桿率的7條途徑，其中，市場化“債轉股”是重要舉措之一。同時，為細化和明確具體的實施方式，制定出臺了《關于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按照文件規定，貨幣政策在降杠桿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人民銀行是實施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的重要參與方。近兩年來，央行與其他相關部門協同努力，為該項工作順利實施提供了政策支持。
過去的實踐表明，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雖然取得一定進展，但與改革設計的預期目標還有一定距離。今年以來，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簽約金額和資金到位進展比較緩慢，存在“明股實債”等現象。國家發改委財金司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各類實施機構共與102家企業簽訂“債轉股”協議，簽訂金額1.6萬億元，但落地的只有20余家，落地金額約3000億元，落地率不足20%。導致這種情況的出現有多種原因，如銀行部門開展“債轉股”業務面臨較高的資本成本，實施“債轉股”機構與企業之間對轉股價格的分歧較大，實施機構對“債轉股”項目的預期收益和前景不確定，投入“債轉股”項目的資金退出困難以及銀行資本計提的政策不明確等。顯然，如果不有的放矢，幫助銀行、實施機構和企業解決面臨的困難和癥結，擔當重任的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工作將難于達到政策與改革設計的初衷，不能發揮出應有的積極作用。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央行適時推出定向降準，此舉為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提供了強大動力。
此次央行定向降準，搭配了相應的窗口指導，要求定向降準資金支持的“債轉股”項目滿足真正的股權性質投入、1∶1比例撬動社會資金參與、市場化定價、推進公司化治理和改善負債結構五方面的條件。
這些指導原則將比較充分地發揮定向降準支持市場化、法制化“債轉股”的積極作用。大型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是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的主力軍，定向降準可釋放一定數量成本適當的長期資金，形成正向激勵，提高其實施“債轉股”的能力，加快已簽約“債轉股”項目落地。對銀行、實施主體和企業形成約束，使三方協調配合，規范有序地開展“債轉股”。將在降準釋放資金約5000億元的基礎上再撬動相同規模的社會資金參與，切實推動“債轉股”向縱深發展。將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較大幅度地降低企業杠桿率，讓宏觀杠桿率下降，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當然，要促使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取得突破性進展，還需要相關部門、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企業主體等各方統籌協調，完善支持政策，營造良好環境，防范金融風險，齊心協力持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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