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2月3日凌晨，在各方的持久博弈中，參議院以51票贊成、49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共和黨長達500余頁的稅改方案。
在美國的輿論界看來，這不僅意味著特朗普和共和黨的重大勝利，更是30多年以來對美國稅法最大的一次調整。根據最新通過的稅改法案，美國的公司稅率將從35%下調為20%，個人所得稅也會有不同檔級的下調。
美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全球資本市場的核心腹地，它的大幅度財稅改革，無疑將對世界經濟產生極大的外溢影響。
政策
美國的稅改，最直接的影響主體，當然是美國經濟。
大家都知道，現階段，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手段主要有兩個：一是財政政策，通過增加/減少稅收來影響市場里的現金量，以此抑制經濟過熱或刺激經濟發展;二是貨幣政策，主要是各國的中央銀行通過提高/降低本國貨幣的匯率，影響企業等的生產成本，從而調節其經濟活動熱度。
而在日本、歐洲等國長期的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貨幣政策，依然難以刺激經濟發展的情況下，美國此次的財稅改革，則被寄予厚望。
最直接的理解，稅負的減少，也就意味著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業生產經營成本的下降，這無疑會刺激居民消費，同時增加企業利潤，促進企業再投資，增強經濟活力。
美國的稅收基金就估計，這一計劃將令美國國內實際生產總值增加逾9%，實際薪酬增加8%，此外還能創造至少200萬份新的永久的全職工作。特朗普則更是豪言壯語：“這是今年給所有美國人的圣誕大禮!要平均給每個美國家庭每年省稅1182美元!”
當然，稅制改革，十分復雜，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總得來看，美國這次稅改有這么幾大看點：
首先，“屬人制”改成了“屬地制”，就是說只要在海外已經繳稅，美國企業轉回本國就不用再繳。此舉被廣泛認為會刺激美國企業利潤的回流。
此外，稅率等級得到極大簡化，多個稅收被取消，包括遺產稅、替代性最低稅ATM等。同樣能夠鼓勵更多的經濟活動。
但同時，包括美國部分議員在內的一些聲音也認為，減稅將會給美國政府帶來巨大的財政赤字。此前，據獨立稅收政策中心估算，眾議院版本的稅改議案將在未來十年內為美國增加1.3萬億美元的赤字。在美國政府能否承受這一點上，仍在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不過，這些都只是部分人士的判斷，圍繞這些判斷，同樣存在很多爭議。事實上，目前的版本也并非最終版本，參議院通過的法案與上個月眾議院所通過法案間，仍有一定的區別。未來具體會有哪些變化，什么時候實施，尚需等待。
影響
很重要的一點是，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速，已經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立于其他國家的經濟活動，一國的財政貨幣政策也將對他國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對于美國這樣一個擁有高度開放的金融市場和強貨幣的國家來說，其影響更甚。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高達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對經貿依賴程度很高的國家，中國，無疑美國這波稅改外溢影響范圍中，是最受關注的國家之一。
著名經濟學家、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認為，從理論上來說，美國的稅改政策對中國的影響主要是兩方面，一是資本流動沖擊，二是貨幣政策帶來的后續影響。
首先，根據其最新的稅改方案，美國的企業所得稅將從35%下調至20%，這也就意味著企業的經營壓力將大幅下降，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驅使美國在海外的留存利潤大規模回到國內，刺激美國企業撤離中國市場。對我國的國際收支、外匯儲備、人民幣匯率都會產生較大的潛在沖擊。
其次，必須要指出的是，美國的減稅政策，是基于美國“加息+縮表”的財政政策基礎之上的，這一套組合拳打出，無疑會影響其他國家的基礎貨幣投放。怎么理解?所謂加息，就是提高美元匯率，美元升值，那么人民幣就變相貶值了嘛。縮表原理也相似，就是美聯儲要收回市場上過多的美元，總而言之，讓原本就非常強勢的美元變得更強，客觀上也對人民幣造成了貶值壓力。
一般來說，這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雙殺”，會對別國產生一定“緊縮”的作用。而這種雙倍的緊縮，不僅對初級產品(未經加工的原始產品)的行情，造成很大的下行壓力，更會進一步帶來資本外逃壓力，對國際收支、外匯儲備產生很大的沖擊。
對于這一波沖擊，我們不得不保持警惕。
聯想
說到這里，大家心里一定跳出了一個聯想：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美國主導下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一個被很多人認為是導致了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幾十年的驚天陰謀。
什么協議能如傳說中這么厲害?
這得說回1980年代的美國，當時美國面臨了美元匯率過高、對外貿易赤字和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擴大的危機，貿易赤字一度占到了GDP的3.6%，經濟極度不健康。而彼時的日本呢?于1985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其制造的產品充斥全球，資本瘋狂擴張。
于是，為了提振出口，美國國內出現了一種聲音，用行政手段降低美元匯率，拯救美國的出口。事情進展地超乎想象地順利，1985年，美國、日本、前聯邦德國、法國、英國五國財長齊聚紐約廣場飯店，達成了“日元與馬克大幅升值挽回被過分高估的美元價格”的協議。
此后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歷史了，日元大幅升值，1985年一季度至1988年一季度，升值54%，然后巨大的經濟泡沫被刺破，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幾十年的停滯，也就是經濟學教材中著名的“lost decades”。
那么，日本的案例跟今天的中國，有沒有可比性呢?這一次，美國稅改消息一出，就有很多人開始哀嚎出“冬天來了，資本荒來了，好日子到頭了”，事實真的如此嗎?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上最重要的產品輸出國，中國的外匯儲備已躍居世界第一，人民幣面臨很大的升值壓力。這一局面與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的日本極為相似。
但問題是，這一邏輯合理嗎?
且不說，在今天愈加自由的市場經濟下，僅憑單一的行政力量就能對別國經濟造成重創，完全不現實。即便是在“廣場協議”的案例中，匯率變動帶來的最大影響，也并非是產品的輸出、輸入，而是資本的流動和與之相應的財富效應。
因此，將日本“失落的幾十年”完全歸咎于“廣場協議”，在很多經濟學家看來，是很牽強的。將美國一國的財稅政策，單純看做洪水猛獸，也是不對的。
思考
我們當然不能小覷美國的稅改政策，但是，情況遠沒有想象中那么糟。
設想一下，如果美國大幅減稅，進一步拉大與發展中國家的稅務負擔差距，其他國家有沒有可能在資本外逃等一系列壓力下，也被迫做出減稅等其他財稅政策的調整呢?事實上，英國、法國以及其他主要發達國家已推動減稅立法。而如果這一設想真的實現的話，這一輪全球減稅戰無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減美國減稅的政策效應。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此前我們所作的分析都是基于一般經濟學常理的判斷，而現實中的經濟活動，遠比理論要復雜難以掌握地多。
從美國國內來看，美國減稅真的將百分百推動跨國企業回流嗎?不盡然。稅率僅僅是影響企業投資的因素之一，其他包括宏觀政策、商業環境、人才條件等，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而在梅新育看來，單一的財稅政策，也很難提振美國經濟，還需要跟接下來的福利等一系列社會改革結合起來，才能發揮最好的作用。這一點，自然也是跨國資本需要審慎考慮的。
梅新育指出，很重要的一點是，“從特朗普訪華稱中國的政體適合中國人民，到近期一系列的動作來看，他偏向于減少對外部世界的干預，專注于本國經濟改革，激勵生產勞動……這個構想對中國乃至外部世界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中美不是敵人，美國專注于國內經濟發展，提振其經濟，對我國也不是壞事。
在梅新育看來，當下的中國最應該做的，還是專注自己的一系列改革，不要被外界的動作亂了陣腳。美國的稅改或許對我國有一定的沖擊壓力，但這同樣可以轉化為改革的契機。
當下中國的財稅依然存在一些潛伏性問題，比如稅率較高，轉移支付和減免太多等。如果能以此為契機，對減免項目、轉移支付優惠進行一定程度的壓縮，減少不必要的財政支出，同時降低稅率，那么中國的財政改革也將迎來廣闊的空間。
在這一過程中，專注自己腳下，拓寬稅基，贏得更加公平、安全和可持續的財稅政策，重振國家和社會的經濟活動，才是當下的中國，最該堅持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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